2024年2月5日，KPMG争取为澳洲最大电信公司Telstra提供审计服务的一项年值1800万澳元业务，投标进入倒计时。一名董事却把Telstra主要竞争对手Optus的审计计划草案视为自己的“秘密武器”。
两个多月后，KPMG合伙人将先向Telstra管理层展示投标方案，6天后再向董事会汇报。董事会主席Craig Dunn曾任AMP首席执行官，和澳洲企业界许多人一样，他早年也是从KPMG审计师做起。
当时，悉尼和墨尔本的KPMG“作战室”正承受巨大压力。时任审计负责人Julian McPherson收到一名董事的信息，对方告诉他手上有Optus审计计划草案。
2月5日，这名董事向投标团队发出Telstra方案草稿，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已经“借鉴并叠加”了Optus、Aussie Broadband以及一家英国电信公司的审计计划。这些公司都是KPMG的客户。
这份Optus文件是否本来就不该由他持有，以及他究竟如何使用文件，直到两年后才成为公开问题。一名前雇员转为举报人，指称KPMG“积极利用”客户数据，把机密资料变成商业利益。
工党参议员Deborah O’Neill在3月利用议会特权公开指控后，KPMG陷入一场延续至今的危机。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因此离任，最多100名合伙人和1000名员工也面临被解雇。
Allens最初的调查曾为KPMG洗清责任，尽管调查发现了明显的数据滥用证据。后来，这项调查因过于相信合伙人的说法而受到批评。
在公众丑闻的聚光灯下，KPMG这次要求Allens真正调查相关指控，并追查“任何被认为与这些指控有关的新调查方向”。
调查结果是一份对KPMG严厉得多的报告。
Allens在2026年6月13日的报告中说：“这不能为未经授权的信息分享，以及相关团队之间达到的互动程度开脱。但我们发现，团队之间哪些信息可以分享、哪些不可以，存在很大混乱，也有许多不同意见。”《AFR Weekend》获悉了报告的部分内容。
报告还说：“此外，相关人员似乎很少考虑某些互动在他人眼中可能是什么样子，即使这些互动本身未必违反有关保证、义务或政策。”
换句话说，未经授权的泄密、混乱的合规管理，以及对外界观感的完全失察，三者叠加，已把这家全国会计业巨头之一逼得几近崩溃。
KPMG内部士气“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新任首席执行官John Sams本周先后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面对员工，承诺尽可能保持透明。
不过，KPMG员工说，面对下个月可能裁员1000人的报道，Sams并未正面回应。
他说自己“不知道这些报道从何而来”，并表示“尚未作出任何决定”。但员工会议结束后，合伙人马上获悉了更多人事变动及事务所盈亏情况的细节。一名员工说：“合伙人反正会告诉我们，那为什么不能从一开始就公开？”
为Sams辩护的是，他确实一直公开表示，所有削减成本的方案都在考虑范围内。不过，最终会裁掉多少人仍未确定，最后决定也尚未作出。
KPMG审计合伙人Caoimhe Toouli和前审计负责人Julian McPherson
保密安排
回到2024年2月，Telstra审计竞标正酣。那封涉及Optus资料的电邮，发给了负责赢下这项审计业务的团队。
团队成员按资历排列，依次是McPherson、审计合伙人Caoimhe Toouli、财务合伙人Mithra Villanelo、审计人工智能负责人Shane O’Connor、两名经理和举报人。
若KPMG中标，McPherson和Toouli预计分别出任Telstra项目的牵头合伙人和项目合伙人。
更具争议的是，另外两名参与Optus审计、常驻悉尼的董事，也被放进了Telstra投标团队。
两年后，Allens访谈了许多相关人员，发现KPMG的合伙人和员工对内部分享审计计划存在不同理解：客户资料是否全部删掉就可以分享？只提供通用摘录又是否可以？
发出2月电邮的董事告诉Allens，团队之间内部共享的审计计划，一般需要删除所有敏感客户信息。
他还说，制定风险矩阵时，借鉴跨行业知识和经验、参考公开来源，是常见做法。
但有一点没有争议：KPMG的Optus审计计划草案中包含5项机密信息。
这些内容包括KPMG认为Optus特有的审计风险、整个集团的重大性水平、审计师计划接触的关键高管，以及事务所为应对一场广受报道的网络攻击而安排的额外程序。
最令人震惊的是，文件还披露了Optus本财年的收入预测，而这个数字当时尚未公开。
Allens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在文件被内部分享时，任何人已经知道Optus的预测收入。精通会计准则的Villanelo则把本财年收入预测界定为敏感信息。Allens也表示同意这一判断。
McPherson、Toouli和Villanelo告诉Allens，他们不记得见过那名董事2月发出的电邮或Optus审计计划草案，也不记得曾要求对方取得文件副本。
不过，Allens认为，除非得到某位合伙人的指示或鼓励，否则那名董事不太可能自行索取并拿到这份计划。
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例子。
共享洞察
就在两周前的1月24日，一名参与Optus审计的董事向McPherson和Toouli发电邮，分享一份D&A洞察报告。
电邮说，考虑到两名客户之间的敏感关系，以及报告内含客户资料，分享范围被控制在较小的群体内，至于团队中还有谁可以查看，则交由McPherson和Toouli决定。
这份D&A洞察报告详细分析Optus的运营情况，并标出了审计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Allens说，报告包含KPMG使用自身技术工具，对Optus交易、工资和收入数据所采用的流程、方法及日常程序的细节。
负责Optus审计的KPMG董事还在电邮中强调，这份报告已经连续制作4年，客户一直非常认可；过去几年分享的许多洞察和建议行动，也已被客户落实。
当天早些时候，这名董事在一次会议上展示了自己用于Optus审计的部分数据和技术方案，以及那些为客户带来额外价值的能力。
Allens说，他“可能”曾分享屏幕，显示Celonis系统里的Optus实时数据。按这名董事的回忆，他使用的是模拟数据，但“无法百分之百确定”。
如果分享的是实时数据，就会明确违反KPMG与Optus的合同。
然而，Allens调查遇到的难题是，没人记得这次会议。那名参与Optus审计的KPMG董事对会议的记忆“模糊且不准确”；McPherson只记得会议大概讨论了电信公司可以使用哪些技术工具，完全不记得D&A报告。
Allens最后认为，由于多数与会者连自己是否参加过都记不清，更不用说会议讨论过什么，因此很难判断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目前看来，两份文件中的机密资料都没有流入Telstra投标方案。但问题从来不只是资料有没有被用上：在这一切发生之前，KPMG已经书面承诺完全不分享任何信息。
书面保证
2023年3月，KPMG与新加坡的Singtel Optus签订审计合同。
10个月后，Telstra邀请KPMG竞标其审计业务，合约年值1800万澳元。Optus审计业务每年价值近800万澳元，虽然低得多，但这家新加坡电信公司仍是KPMG的重要客户。因此，KPMG转而竞标竞争对手的审计工作，格外敏感。
负责处理Optus事务的是常驻新加坡的合伙人Malcolm Ramsay。他很快采取了行动。
2024年1月第一周，Singtel审计的牵头合伙人通知客户及其子公司Optus，KPMG打算竞标Telstra的业务。
他随后书面作出4项保证：参与Singtel/Optus工作的员工不会参与Telstra项目；Telstra团队全部在墨尔本办公室办公，Singtel/Optus团队则在悉尼；所有文件和数据严格分隔。
这些保证只维持了几天。到1月11日，McPherson就Ramsay拟发给Singtel的电邮提出意见，而这封电邮当时其实已经发出。他指出，Telstra团队不可能全部设在墨尔本，原因很简单：两名牵头合伙人McPherson和Toouli都在悉尼。
更大的问题在于，Telstra投标团队根本不了解KPMG向Optus作出的保证。
Allens写道：“除Ramsay和[合伙人、当时担任Optus审计牵头合伙人的]Kevin Leighton外，我们访谈的所有人都不知道，Singtel或Optus曾获保证，Optus审计团队成员，包括专家，不得协助Telstra审计投标团队。”
而在这次调查中，律师没有访谈Optus或Telstra的任何人。
交叉参与还体现在另一个地方：KPMG的Optus审计项目合伙人Daniel Robinson，参加了Telstra竞标的“质询小组”，为事务所投标方案的模拟演示提供反馈。
无论如何，持续4个月的紧张争取最终没有结果。Telstra在6月24日宣布由Deloitte赢得审计业务。尽管如此，KPMG三名董事中仍有两人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升任合伙人，其中一人来自Telstra投标团队，另一人来自Optus审计团队。
这起不当行为会不会让KPMG连Optus的审计合同也失去，仍然没有答案。Lendlease将因保密违规结束与KPMG维持了68年的关系，其他客户也在审视这起不当行为以及各自的投标流程。
Optus发言人在获悉Allens调查结果后说：“Optus要求所有获准接触我们商业敏感信息的机构，都必须达到最高的诚信、专业和保密标准。”她表示，KPMG的行为“令人极度失望”，Optus仍在就此事与KPMG沟通。
Eileen Hoggett于6月出席议会调查。图片来源：AAP
冰山一角
这场风波以及Allens的第二次调查《Project Magenta，调查报告第2号（Optus/Telstra）》，促使KPMG就滥用Optus机密信息一事，向7名员工和合伙人处以罚款，最高罚款额达18万澳元，并施加其他制裁。
McPherson已经辞职。Leighton还担任事务所道德与独立性负责人，并于年中退休。两人都被罚款。曾担任Perpetual签字合伙人的Toouli，也受到一项金额可观的罚款。
其他处罚包括首次兼最终警告、限制职业晋升、降低员工绩效评级，以及调整合伙人的薪资等级。
目前争议之一，是谁应为未经授权的信息分享负责。Optus的董事认为，他们是在执行合伙人的指示。Allens在总结举报人指控时说，两名董事都曾“向项目合伙人表达对此事的担忧”。
举报人在2024年11月的另一封电邮中告诉McPherson，Optus审计团队的两名董事都曾“对自己被牵涉其中，以及被迫分享的信息表示担忧”。
Allens没有在报告中深入处理指控的这一部分。这一遗漏揭示了调查的一个层面，其后果对KPMG而言更为严重，可能令KPMG的复苏行动数月无法顺利推进。
原因在于，Project Magenta第二部分只调查举报人17项指控中的“指控11”。
举报人提出的其他Telstra相关指控并未纳入调查，包括KPMG顾问据称提出共享一台Telstra发放的笔记本电脑以挖掘信息（“指控8”），以及电信公司高管之间的谈话据称被秘密录音后在事务所内部分享（“指控9”）。
这意味着，一场拙劣掩盖行动的拙劣掩盖行动，仍会继续被层层拆解，时间可能是数周，甚至数月。
一名合伙人周五说：“这周的感觉，就像我们回到了整个烂摊子的起点。”
另一名合伙人则问，既然上周披露前首席运营官Eileen Hoggett曾在早前调查中多次撒谎，Allens是否需要重新调查所有涉及她提供的证据或与她有关的调查结论。
两人都表示，越来越多合伙人正在筹划离开事务所，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事务所周围的阴霾会很快散去。
可以确定的是，8月14日KPMG现任及前任高管出席另一场势必令事务所难堪的议会委员会听证会时，Allens仍会继续调查这些指控。
KPMG的证人无疑正忙着准备。但他们恐怕还会多次面对这种准备工作，毕竟委员会想要的答案，他们目前仍无法全部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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